柏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师德榜样作为“好老师”的价值载体与人格形象，在推进高质量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榜样建设的发展历程与逻辑线索，发现师德榜样建设在服务于党和国家战略需要中不断演进，呈现出“三大规律”，以日臻完善的选树模式和宣教机制，发挥着引导、感召、激励、规范等功用。
主体功能的资政规律
榜样示范法是我们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与重要方法，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榜样始终恪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初心，以信仰之光照亮学生成才之路，以崇高之德引领社会风尚，以高士之智服务战略之需。
具体而言，在立德树人方面，40多年来，我国师德榜样以坚定政治信仰与人民立场，把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作为“己任己责”，紧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时代演进而不断锚定自身的育人目标，即从培养“四有新人”，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再到“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转变对师德榜样所立之“德”实现了从“领域之德”到“家国大德”的时代转场。
在引领社会风尚方面，师德榜样作为“真理”与“美德”的化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强大的示范引领功能。如20世纪末的师德榜样赵北严放弃国外优渥生活，选择奔赴农村做小学教师；21世纪的师德榜样谭千秋地震来临时，把学生护在自己的臂膀之下，学生得救自己却不幸去世；张丽莉为救学生而受重伤，致使双腿截肢……不计其数的师德榜样深耕教育一线，以崇高之德感召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社会风尚具有重要意义。
在为国家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方面，师德榜样既是教书育人的“领头羊”，也是破解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排头兵”。如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舒文中，破解了数学领域“十阶幻方图”的千古难题；全国优秀教师黄大年，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全国优秀教师郑德荣，把一生都献给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事业；全国教书育人楷模钟南山、张伯礼，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
选树模式的渐进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什么样的典型，就能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就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榜样选树的理念、结构以及形式呈现渐进优化的发展态势，有力保障了榜样示范的效果。
选树标准日趋细化。2014年以前，各类评选表彰一般使用一套评选条件，未针对评选对象的差异性细化评选标准。2014年，根据评选对象细分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两类评选条件，聚焦了评选对象的核心职责。2019年，根据评选对象细分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评选条件，对评选对象应具备的条件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
选树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榜样选树范围日益广泛、选树数量日趋缩减、选树层次日渐分明，实现了从“重点明确”到“统筹兼顾、重点突出、指标细化”的转变。1989年，评选的重点是一线教师；1993年，明确了不同类型、层次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比例分布；2001年，进一步明确了人员构成，重点关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以及条件艰苦的地区、学校代表；2004年，细化了各类型的名额指标；2007年以来，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增加了德育工作者的比例。
选树流程日趋规范。2000年以前，师德榜样评选办法中并未统一规定各地的选树流程。而在2001年，则明确指出各地按照表彰工作文件要求，民主评选、严格评审、择优推荐、发布公示；2007年，强调评选流程的“公开、公平、公正”。2001年，评选办法由“择优推荐”修订为“公正推荐”；2014年，则将“公正推荐”具体为“确保推荐人选符合条件、名副其实、群众公认”，并设置监督追责机制，在制度层面框定师德榜样选树流程“底线”，有效保障了选树的公正性。
传播机制的嬗变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媒体媒介的深刻变革，师德榜样传播形式不断变革发展，其辐射广度、叙事温度、品牌深度也在不断强化。
载体之变，体现师德榜样辐射广度不断强化。改革开放之初，师德榜样的传播多依赖于报刊、电视、广播和张贴等传统媒体，影响范围有限。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师德榜样的传播载体日益丰富，“报、网、端、微、屏”的全媒体矩阵使榜样身影活跃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例如，2020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名单公布后，官方媒体、自媒体等争相报道这12位师德榜样的相关事迹，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影响。
方法之变，体现师德榜样叙事温度不断强化。“叙事风格”变迁与“人文基调”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师德榜样传播方法最突出的变化。此种变化为“高大”的榜样事迹增添了“暖色调”，体现了“美善合一”的审美关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师德榜样的结论式报道较多，追求师德榜样十全十美人物形象。21世纪师德榜样的“体悟式”报道较多，实现了从“你听我说”到“我说你评”，榜样形象更加多样，更加注重对师德榜样细节性、真实性故事的挖掘，榜样学习者可在真实可感的纪实性报道中引发自身思考，既能感受到师德榜样之崇高，又能体会到师德榜样之亲近，增强了榜样教育的道德温度。
模式之变，体现师德榜样品牌深度不断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师德榜样的传播模式历经从两点论的“群像式”宣传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宣传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师德榜样的宣传整体化设计较少，重点需进一步明确。进入新世纪，对于师德榜样宣传模式的顶层设计逐步强化，既有整体化的群体报道，也有榜样人物特写，即在典型中选取典型进行宣传教育。例如，将代表性较强师德榜样的真实故事改编为《冯志远》《黄大年》《一生只为一事来》等影视作品，强化了师德榜样的影响。
师德榜样建设的未来之路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师德榜样作为教师队伍中的典范群体，应在服务战略之需、引领职业之德、激发内生之力中发挥自身效能，为新时代高质量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用活“指挥棒”，推动师德榜样的职业追求与战略需求同向同行。个体之德与国家战略之需高度耦合，是新时代师德榜样建设的内在逻辑。在战略定位上，进一步廓清师德榜样的时代使命，即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任务，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示范效能，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在实践路径上，进一步优化师德榜样的评选机制，强化“选的导向”、量化“选的标准”、细化“选的流程”，提升师德榜样遴选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公平性。
打好“组合拳”，推动师德榜样的道德形象与公众想象同频共振。师德榜样的道德形象唯有合乎公众的审美与道德取向，才能发挥强大的示范引领效能。为此，需要多措并举、联合出拳，使师德榜样建设更具时代特征。首先，重塑榜样形象，立足于“高势位、低触点”，拉近师德榜样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使其高尚道德品质与独特人格魅力为公众可触、可感、可学。其次，创新叙事方式，采用“对话式、故事化”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宣传。从“讲道理”到“讲故事”，通过鲜活感人的故事调动公众的情感逻辑，实现“议题同构”的合奏叙事效果。再其次，巧用媒介载体，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受众“精准画像”，以定制化的内容生产方式与信息分发方式宣传师德榜样故事。此外，还需提升师德榜样的媒介素养，通过培训增强师德榜样的“知网、懂网、用网”能力，保证传播“有渠道”、讲完“有实效”。
激发“动力源”，推动师德榜样的精神境界与生活世界有机圆融。师德榜样作为有现实需要的人，其行动前提逻辑是内生动力的激活与外在条件的触发。因此，不能割裂地看待师德榜样的精神境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应通过健全优抚制度，聚焦教师最为关心的职业成长与发展问题，明确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有效激发师德榜样的内驱力转化为外张力；构建规制体系，进一步明确师德榜样的职责职能，建立集监督监管、履职问责、荣誉追回等于一体的规制体系，使师德榜样心中有戒尺、行事有准绳；激活主体效能，推动师德榜样不断提升自我道德境界，以道德力量与信仰力量凝聚人、鼓舞人、塑造人。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媒体传播机制研究”[19CKS035]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01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