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书法
2012年，章念翔（右）、汤序波（左）与姚奠中在其家中
姚奠中画作
2012年7月14日，山西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三晋文化研究会联合在太原举行“庆祝姚奠中先生百岁华诞暨东亚经学高端论坛”，我们一家三口作为特邀嘉宾参会。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姚奠中先生，之前仅通过信与电话，先生还为拙作《汤炳正评传》题签（后增订为《汤炳正传》也是移用这个题签）。
当天下午，姚先生在府上接见念翔师叔及我们一家。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和你祖父关系最好。”先生欣然在小女呈上的本子题写：“学习上比，生活下比，勤奋谦虚，身心两美。姚奠中百岁。”
“这不单单是给我一个人的题词，也是给所有后学写的题词。”后来，小女还发表了两篇赴晋观感。
姚先生华诞之前，《名作欣赏》杂志特辟《贺姚奠中先生百岁寿辰》专栏，编辑从众多文章里遴选了六篇，其中竟有我写的《姚奠中先生在贵阳》。拙文蒙选，当然是缘于先生对贵阳怀有深厚的感情。
2011年12月21日，朱季海先生在苏州家中辞世，享年96岁；而当时已99岁高龄的姚先生成为硕果仅存的章门亲传弟子。
2016年，北京大学李浴洋博士撰成《章门与现代中国教育》，分述章门弟子十五人，其中“太炎晚年弟子”有三人，按发表在《南方教育时报》（一人一版）的时间顺序先后为《姚奠中：二十世纪风云见证人》《汤炳正：“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朱季海：轶事之外的学术人生》（“再传弟子”写了黄焯、陆宗达两人）。
要而言之，姚先生不仅是章门中年寿最高者，也是章门后期最重要的三五弟子中最后一位去世者。因此，研究与关注他的人生与学术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从义为怀
为了能写出点新意，我曾去信向姚先生之女姚力芸老师请教。她回信说：“与令祖汤先生潜心研究小学、研究声韵学，终成太炎先生小学方面的杰出继承人不同，家父更重视的是用国学智慧化民易俗、济世救国的作用，即国学对现实社会的推动作用。除了继承太炎先生的学术传统，他还继承了太炎先生九死一生为国为民情怀、兴文兴教的千秋功业。”
章门弟子群星灿烂。据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周敏秋考证，有名可稽不下166人。他们多卓然成家，有些甚至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大师。窃谓在章门素有两大传统：一是民族责任（关注社会）；一是学术责任。前者的代表人物早期是鲁迅，而后期的代表人物非姚奠中莫属。他们在某一方面的学殖，或不是同期师门中最为深厚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家国情怀，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富有民族责任感。他们事不避难、奋勇向前，有“血性”，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
章门的这种精神，在姚先生身上得到了极大的传承与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姚先生决定携笔从戎，他和同门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隶属于第五战区），联合志士英雄征战于苏皖边界。
姚先生在崇山峻岭中，“国魂诗笔纪国殇”，写下了五百多字长诗《一年纪事》：“齐心赴国难，誓辞相慷慨。一旅虽寡弱，男儿当自强。”亲历抗日战争，实乃他“在现场”的鲜活记录，表达了诗人不畏强敌、奔赴国难的雄心壮志。此诗尤具“诗史”价值。
而姚先生在《泗县感怀》中写道：“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圜。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这首诗感人肺腑，表现出他的悲壮之情和从军决心。
一年后，姚先生在安徽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菿汉阁主”是章太炎先生的别号，菿汉，即“振大汉之天声”之意。姚先生手拟教条十则：“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
不言而喻，这既是姚先生的教育思想，又是他对国学的态度和认识的高度概括，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充分地说明他年轻时就有了“正己”“用世”的理念。
当然，这十则教条的用意十分明确，彼时日寇入侵，国难之时，延续华夏文化学脉尤为重要。恐怕在今天的年轻学子看来，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切，但他真是做到了，并且在风风雨雨、多灾多难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如此。
姚力芸老师说：“家父生平无论是清心寡欲的生活，还是安贫乐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自觉的践行。直到八十多岁还写诗自儆：‘识广胸怀阔，静观气自平，纷繁元历历，化育赞生生。’九十五岁时，还写诗勉励我们：‘行年九十五，至今怀卫武。以此树家风，可大亦可久。’他一向抱着宽人严己、推己及人的态度，都是自觉践行‘以正己为本’这一初心。也才能在101岁时，还创作了册页《千字文》长卷。”
振臂一呼
“以从义为怀”的姚先生也表现出性格的另一面：他不会通达权变，更不会谄媚阿谀。他常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40年，姚先生在立煌师院任教时，曾经把时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方治从自己教室里轰走。1943年，他在安徽师专任教，为抗议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师的行径，遂发起集体辞职风潮，罢教罢课，“身为教师，义不受辱”。
李宗仁来了，准备对群众做些安抚工作，于是召开座谈会，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为教师代表，姚先生当着李宗仁的面揭露李品仙在日寇进犯大别山时，抛下百姓不顾，带着部队溃逃、不敢抵抗的事实。“你五路军唱的歌很好：‘五路军不动人民一根线，五路军不失国家一寸土地。’但是这一回打仗没有抵抗。”
听闻此言，李宗仁脸色十分难堪。事后有同事责备姚先生：“就怕是你有胆量，李长官没有气量。”
姚先生身上有师尊的遗风，关心时世，疾恶如仇。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斗争、反对。
1947年前后，贵阳师范学院曾先后发生了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姚先生其时是学院五人教授会的负责人，对当局用特务做院长的行径非常愤慨，积极支持学生“不要政客，要学者”的护校行动，根本不顾自己是否因此遭到解聘。
即使到了晚年，姚先生身上这种血性依然未减。如关于职称的评定，他曾为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位中年教师提升副教授的问题给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写信，说他“教学，科研无论数量上、质量上都比较突出”，是经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多次评比，通过上报的，但头一次批的名单中却没有他；而“由于人数多了，暂缓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把学委会正式通过的有的缓了，而把没有通过的有的却批了，这就不符合中央文件原则”。
三年后（即1987年），姚先生又给山西省委领导写信，说职称评定“指导思想不是‘改革’当头，而是照顾为首”，如“论资排辈代替了坚持标准”，“根本问题是重人事、不重人才”，“我们的中青年上的占的比例却很少，这就是存在的一个严重情况。我认为当前可以采取的措施”“首先应该让各校中青年中超标准的，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等等（并附上《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同年7月10日，姚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的文章。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曾说：“没有人呼吁没有人抗争，又会成为什么样子。”正如他所作诗云：“清明才见草生芽，北国难开二月花。寄语东风须着力，但期新绿接天涯。”
“寄语东风须着力”，一语双关，不仅是希望东风早绿江北岸，祖国大地春满园，更主要的是希望政策发挥更大作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期新绿接天涯”，体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不仅希望北国早开二月花，而且但愿万紫千红遍布神州的每一寸土地，直至天涯海角。
讲习之道
姚先生一生很重视“讲习”，把学问变成人生修为的一门课程。他的学术代表作即名为《姚奠中讲习文集》（共五册，170万字）。
所谓“讲习”，语出《〈周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当然是有讲有习，讲是主导，习是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讲与习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善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式上升。这就是国学所弘扬的讲习之道，体现了人才培养最本质的教育规律。
章太炎先生每次讲学都是冠以“讲习”之名。我想姚先生所以要将文集命名为“讲习”，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姚奠中讲习文集》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各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通儒”“鸿儒”，“于学具识，于道能悟，于艺亦精亦通”。
如讲诸子散文，姚先生从鲁国的儒家说到齐国的阴阳家，从三晋的法家说到河洛的纵横家，策士、谋士和学士纷纷登场，文学、历史和哲学融为一片，精彩绝伦。诚如有人说的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其学问之博、思路之广、见解之精所叹服。
《山西大学学报》原主编傅如一曾感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要阅读到大量的论文，深感当今的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许多论文可以说不是用心写的，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从网上裁剪拼凑的，缺少自己的东西，更不用说原创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讲习文集》的现实意义很大，因为，这部讲习文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大范围的‘讲’，对‘习’者的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又说：“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
姚先生毕生以弘扬章太炎先生的讲习精神为己任，在教育事业各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共培养的19名研究生，现皆成著名学者（还有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真是风流文采各异姿，八方弟子著“春秋”。
2016年1月16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姚奠中先生系列书法作品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称“姚奠中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此为中的之言也。
识力犀利
近日，我找到姚先生《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载贵阳师范学院《教育学术》1949年第四、五合刊号）、《我对文艺学教学的检查》（载《文艺报》1952年第4期）两篇早期文章，这对我们认识作者前期的学术思想殊有价值。
《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和今后应由之路》共5300余字，姚先生对当时国学界何以“缺少蓬勃的气象”，“国学的前途都日见暗淡无光”的现象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他还逐一评价了“从事国学者”的各自特点，其中包括康有为、章太炎、黄季刚、胡适之、顾颉刚、冯芝生（冯友兰）等人的国学研究及其影响——尤其是章、胡及顾的。这篇文章真知灼见竞相迸发，每中肯綮而大启人思。一言以概之，此文对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国学研究情况甚为重要。
姚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大概因为凡一学派到了高潮后，随波逐流之士日见增多，如没有杰出的人才，继续扩张领域，则自然走入衰蔽之途。同时，时代是前进的，时移世易，需要不同，过去所认为新者，早已又成为落伍”。先生的这些言说均可谓见树见林而得其大者。
姚先生还说，“今文家继起的康有为，因为别有用心，遂举古文家所据之典籍，悉目之为伪，肆意攻击。虽多荒谬，而民国以来的新派学者，却大受其影响。古文家后期大师章太炎先师，一面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康派之失；一面以新知济旧闻，而独辟蹊径。虽为激进者所不满，而他的成绩之卓越，则仍为他人所不及”；“胡适继章师而谈整理国故，他的方案是：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大体说来，这方案是不错的……胡氏的功绩，便在别人作了没有提出，而他提出了；许多人各别所作没有合拢，而他把它合起来了”；“他们（胡适、顾颉刚等）对国学的看法，大体上也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工作的成绩，则尚不能令人满意。这也许是识见有余而功夫不足”；“顾氏的方法本是出于胡氏的……所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方法，本来很好，但应用起来，却很容易错。因为‘怀疑’可能变为‘否定’，‘假设’可能变为‘成见’。‘疑’本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疑’不能等于‘不信’。‘假设’只是以比较可能为据，并不是先立了标准，然后找材料来维护它。至于‘大胆假设’尤其危险，‘不迷信’是应该的，‘大胆假设’则很容易得到；‘似是而非’的结论……所以他每一题目研究的结论，很多不能成立”；“胡适之、冯芝生拿西洋的格式，加于中国诸子上，作成他们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哲学史》二部名著，本是一种伟大的成就。但……我们认为西洋哲学，只可用为自省的一种比较，并不能取别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我们应因他们的学说，而省察我们的精神在哪里？比人家如何？这也是进一步的研究了”；“现在要期望新的成就，可能有两条路：一是由新派的观点，加以深入的钻研，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采取了旧派的‘读书精细，考证谨慎’的方法；二是由旧派‘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后加以体察现实，自然地承认了新派的历史观点”等等。
这些观点和文字无不显姚先生的识力犀利、目光如炬，一语中的，所示得法。过去一个甲子的时光，足以证明这一切。
姚先生崇尚简朴生活。2010年12月26日，他慷慨解囊捐款百万元，发起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旨在弘扬国学，支持扶助国学研究和教育的重大项目，奖掖为国学研究和教育做出贡献的人。
姚先生走后，为传播他国学教育思想，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创办“奠中书院”，即继承先生兴文兴教的宏愿，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己成物，化民易俗。书院开设的公益讲座、国学研习、行业培训等活动，借鉴古代书院讲学模式，讲习经典，昌明文化，塑造时代育人新模式，开启国学传播新风尚，以实际行动纪念先生。
汤序波，汤炳正先生之孙，1960年2月生于贵阳，字海晏，号不夜，祖籍山东荣成，2014年9月起在两所高校为研究生开《史记》《左传》《楚辞》课。著有《汤炳正传》《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等，编有《楚辞讲座》《书法讲座》等。
（文中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学人小传
姚奠中（1913—2013），名豫泰，字奠中，别署丁中，号樗庐，以字行。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人。山西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肄业，1935年9月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师事太炎先生，系章门后期的重要弟子。1937年3月受聘担任讲习会“预备班”文学史的教席（讲义由《制言》杂志社油印发行）。抗战军兴，辗转苏皖川黔滇等地高校任副教授、教授，国文系主任。1951年返晋担任山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主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姚奠中讲习文集》《姚奠中书艺》等书。2010年捐资100万元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其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楷行隶篆诸体皆精，荣获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13年12月27日，在亦曲园家中逝世，享年101岁。
